转势点上的人们

　　1992年对于中国商业来说是个“转势点”。

　　这个从一个名叫康柏华的股民自杀开始的年份，起头颇为凄凉。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14年，下一步往哪里走，要看整个气候。在3年的徘徊之后，天边已经出现了一丝光亮，所有人都明白，天总会亮起来的，但是在何时却是一个问题。

　　1989年后的3年间，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着经济上的高压政策。它们都在冷眼旁观着中国将会往何处去，而这个国家里刚刚得到一些财富的商业 家们，也都在为下一步怎么走而颇费周折。宗庆后在杭州自己的工厂为生产规模如何扩大而犯愁，虽然他的产品供不应求，但要不要扩张却要决定于政治气候，如果 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再延续的话，杭州罐头食品厂虽然已经要破产，但校办企业娃哈哈是不可能把它一口吞下的；成都的刘家兄弟们因为有人告他们漏税，害怕加生 气之下要把工厂送给政府，这还算好的，因为当地政府没要他们的工厂；后来成为中国造车第一人的李书福这时候倒是真的把自己的工厂送给了政府，自己背上书包 去上学了。

　　到了年中，聪明人已经从《深圳特区报》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里看出了味道，邓公南巡的不寻常味道使他们看到了中国后来的发展趋势。刘家 兄弟中的老四刘永好兴冲冲地拿着报纸让他的二哥刘永行看，他们决定要让他们的希望集团来一个大发展；而杭州的官员们当然也得到了消息，160人的娃哈哈兼 并了罐头厂，虽然罐头厂的工人们一开始很不接受，但结果却是一直闲来无事的他们后来一直忙个不停，收入也上升了；而那个被台州人尊为商界领袖的李书福，在 深圳也找到了一种叫镁铝曲板的装饰材料，迅速地办起了第二个工厂。邓公再次打开了闸门，激情重新充满了整个中国。

　　之所以说1992年是中国商业的转势点，是因为有意识的下海已经成为一种风潮。解决贫困已经不再是下海的唯一目的，追求改变自己平淡的人生成为 1992年之后一大批知识分子下海的主要潮流。一名现在还在商海里闯荡的大学教师说起他的下海原因说，1993年他去买猪肉，小贩无意中透露，卖出一头猪 可以赚的钱是他一月的工资，而这使他毅然决然辞去了公职。“那样的生活一眼就能看到头，我不愿意再过下去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说法。另一个大学教师马云的表达是：“当时只要有一个人对我说，马云，我们一起去开个馄饨店吧，很赚钱的，我也就去了。”而背景是他在学校里已经快被提升成外办主任了。

　　到商海发财去！闻到了邓公南巡所带来的气味的中国精英层再一次纷纷跳下海去。

　　到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人们评说康柏华的自杀就有了明确的倾向——他太悲观了。虽然他亏损的6500元人民币在当时看起来数目不小，但他买的股票后来是大幅盈利的。他只要再坚持一下，情况就根本不同。

　　混乱的年代

　　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形象来形容在中国商业海洋里游泳的人们。一种粗略的分法是把他们分为：无所不为的生意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商人和改变社会形态的企业家。

　　最初，赚钱是所有这些人的根本前提，一旦下了海，钱是必须的，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必须用钱来买。

　　正是因为如此，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们几乎都把自己的企业当成一个封闭的体系来经营，在这个体系里，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国王。而这种心态，导致了大量的失败案例。

　　在所有这些著名案件中，我们隐约可以看见的，是两件东西：钱和权力。作为企业家，这些本来可能寂寂无名的普通人从人群中浮现出来，但他们所能用 来维持自己的风光的，也就是钱和权力这两件东西，因此他们需要源源不断的钱和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平衡。而当他们年迈，即将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心理的不平衡 使得他们走向了这样的末路。整个90年代，这样的故事不绝地上演。

　　但即便这样，由于劳资双方在谈判地位上的绝对不平等，处于劳方的人们还是不断地试图向资方转化，所有的下海者都怀揣梦想：改变人生、改善生活、甚至影响世界。

　　这里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坏的人。但无疑，他们都是最有勇气的人，也都是最勤奋的人。他们主观上为生存而战的结果，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商品世界的极大丰富。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之初，因为中国经济处于短缺状态，人们只要下海，凭着勇气就能发财。而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市场就开始处于平衡状 态。不过老板们的盈利空间还相当大，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亟待转化，在他们进入工业岗位之时，市场还是提供了三赢的空间：民工们的收入有大幅上升、企业从规模 的扩大中得到规模效益，而商品价格可以由企业的大型化而得到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新兴的中国大型企业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价格战来取得更大的市场空间。整个90年代，在几乎所有的商品市场上，中国企业都采用了低价来冲击市场，先 拿到市场份额再说。在本土的家电市场，彩电论斤卖，一台彩电只赚50块钱；在饮料市场，纷至沓来的中国本土品牌倒下一个又上来一个，以比可口可乐和百事可 乐低5毛甚至1块的价钱争夺市场；在洗理市场、在保健品市场、在汽车摩托车市场，这种竞争，甚至杀到带有第四种权力的桂冠的媒体身上，报纸的价格一时间甚 至低于它被当成废纸卖的价格。价格战到此时，已经近似疯狂。

　　后来回顾，事实上这是一个必经的路程。对于中国商业的参与者来说，没有别的出路，技术和规则都早已确定。唯一的道路只有品牌——中国企业只有获 得了品牌优势，才有可能在本无希望的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而品牌的关键是认知，只有让消费者通过产品的优劣体验到企业的强弱，好评才有可能得到。怎样让他 们体验到产品？只有低价。这是一个强者更强而弱者恒弱的过程，也是一个商业从兴起走向秩序的前夜。

　　混战中最容易出现英雄，无论是TCL的李东生、爱多的胡志标，还是联想的柳传志、中兴的侯为贵、华为的任正非还是长虹的倪润峰，这些在人们心中 的商业英雄，几乎都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消费者们对这些名字和面孔熟悉无比，是因为他们一次次地曝光在各种场合，而消费者也从他们发动的一次次价格战中获得 了大幅度的实惠。此时的商业英雄，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英雄，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为公众带来了利益。

　　同样无可否认，他们是一时的风云人物，而且他们通过价格战，他们和他们的企业获得了钢铁一般的神经和战斗力。但他们是真正的赢家吗？

　　未必。

　　1997年

　　在这15年中，1997年是中国的一个节点。这一年，中国失去了近代以来的一个伟人：邓小平。

　　来的是金融风暴。中国人在享受了10年的高速成长之后，在1997年碰到了第一次紧缩。而对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来说，这场由东南亚金融风暴所带来的经济波动，也正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洗礼。

　　这是个黑暗的年代，15年来带动中国发展的一个发动机——外贸几乎完全陷入了空转，因此而带来的资金紧张使得中国企业开始了批量的被淘汰，中国 商人和企业家们第一次尝到了真正被淘汰的苦果。而为了平衡增速，政府不得不把最后的三张牌——教育、医疗和住房投入了市场，以民众福利的形态改变来强行加 速中国经济。

　　虽然给日后带来相当大的隐患，但这三张牌止住了中国的经济失速。当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危险地保在了8%这个平衡速度之上，而且中国政府获得了“负 责任的大国”这样一个正面形象。当然，民众将为这个形象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带有公共福利性质的这三个领域一经市场化就无可挽回，节节放大之后，他们很快 陷入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和孩子上不起学的困境之中。民众与企业，开始在这个节点上实现了利益互换——民众的利益开始回流到企业——几乎所有著名的企业都 开始进入房地产行业，分到了一杯羹。

　　应该说，1997年前中国的传统行业，已经开始从混乱走向秩序。每一个开放的行业，都已经有企业占领了高地，其中民营企业占到了很大一部分，他 们表现出来的活力和效率使他们在低资金门槛和高劳动密集的行业中很快占有优势；而跨国公司则占有了高资本门槛和高技术密度的平台；国有企业在这两股力量的 夹击之下步步后退，在政府的资金补贴和准入门槛后面勉强保持着地位。

　　当然，也有例外。在一些企业强人的领导下，一些国企和集体企业采用了混合所有制的形式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像海尔，虽然张瑞敏的年收入保持在可 笑的7万元左右的水平上，但以职位、个人能力和变通的薪酬体系变化，保持住了整个企业中人的竞争能力和向上的精神，从而使企业在行业中站稳了脚。

　　1997年，另一束光亮开始悄悄地照耀着中国。那就是互联网，基于已经发展了10年的IT技术。中国互联网行业开始了艰难的起步，这些诞生于黑 暗之中的婴儿，需要自己去摸索未来之路。但这是一个中国企业与全球可以同步探索未知的行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这个行业起步之时，其 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优势——比如说，它可以直接铺设光纤网，而不需要把发达国家已经全部铺设完毕的铜缆网挖出来再铺一遍。

中国特色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句政治上的经典之词虽然后来成为很多官员的遮羞布，但在商业上，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中国巨头们应手的武器。在几个有限的市场里，他们以此击溃和防止了跨国公司进入。

　　中国特色有时会使手握种种优势的跨国公司大惑不解。比如家电行业，价格可以如此之低吗？以精益管理法著称的日本家电企业巨头们可能想不到，他们 居然会在一段时间之内被彻底赶出市场。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可以这样使用工人，一周7 天，十几个小时的加班，而工人，按照统治着55万人的巨型企业鸿海集团的台商郭台铭的说法，“不加班他们还不高兴”。而在房地产行业，手握重金的跨国公司 发现他们就是莫名其妙地拿不到土地。就算利润再高，他们也只好在一边干看着技术水平低下的中国房地产商大发其财——这其中的秘密，每个中国人都心照不宣。

　　不过已经有人开始反思了，有技术能力的雇员们悄悄地从本土企业和港台企业流向了更为宽松的欧美企业。因为那里更加人性化，“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他们这样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是的，没有人生来只是为了工作。但是为了生存，大多数中国人不得不更残酷地剥削自己。加班成了好员工的必要而不是充分表现，市场化后的教育扩招 使得所有人充满压力，到2002年，首批扩招后的大学生毕业了。自此，不仅中国劳动力价格便宜，而且中国脑力工作者的价格也开始因为供应充裕而便宜，这使 得中国人几乎无处可逃。到了2007年，中国首例技术人员过劳死的案例出现在华为。把竞争转化为雇员无休止的劳动和加班，这一朵恶之花终于结出了死亡的果 子。

　　中国特色的另一面也在迅速成长，经济犯罪的面在迅速扩大。为了避开残酷的竞争，不断有人试图尝试越过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去获得非法的超额利润。对 成功和金钱的渴望使得像传销和抬会这样的违法行为不断出现，偷税漏税更是到处都是。当然，它们的出现促使中国成长，经济法律因它们而不断完善。一个计划经 济下的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因这些而痛苦，也因这些而向着真正的市场经济前行。

　　中国的后入世时代

　　2001年，中国入世了。

　　在中国入世之初，人们的预期是，中国入世会带来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同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可能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但实践表明，入世后，中国企业并没有因为竞争而淘汰。中国商业巨子如刘永行和任正非们的预言实现了。他们说，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内市场 上的残酷厮杀，已经培养了他们在最差条件下生存的能力。反而是在政府领域，官员们必须去学习一个新的领域，政府必须保护中国企业在种种非关税壁垒面前不至 受到巨大的损失。

　　只是有一个新的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关注，那就是在竞争中占不到优势的跨国公司们，以资本的方式来取得胜利，那就是收购。在巨额明晃晃的金钱和国外长期历史的品牌面前，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动摇了，背后的原因则是多层次的，作为中国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一部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疲于越来越残酷的市场竞争、薄弱的政府支持、沉重的税负包袱和越来越多的外贸障碍，中国企业已经脆弱到一触即倒的程度。因此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选择退出市场。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企业主中的退出者是有理由的。除了制造能力和品牌之外，中国企业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后来者。在制造上，中国企业的利润极薄，因 为一批玩具上的油漆不合格而造成的被召回，就可以使得广东一个叫利达的中型玩具厂老板自杀。我们可以想见，这种制造能力脆弱到什么程度。

　　时至21世纪，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三支基本力量：跨国公司、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仍然在苦苦地博弈着。但看起来，中国企业的形势仍然是不乐观的。在 入世以后，凭借着垄断的国企已经开始面临新技术革命的威胁而有失掉其垄断地位的可能，但他们的效率提高速度远远低于他们的同行，更多的是成为资源的黑箱而 不是福利的创造者；跨国公司凭借着新一代技术和更巨量的资本卷土重来，攫取着中国市场塔尖利润最丰富的那一部分，逼得以价格战为利器的中国企业们不得不悄 然转向—— 连有价格屠夫之称的格兰仕，都在2004年悄然无声地完成了由价格战向附加值的痛苦转变；而民营企业只有一小部分凭借着自我的创新，在技术的门槛上一点点 向里挪动，大部分仍在制造的泥潭里打滚。以苦力般的行为，为自己谋取一点点可怜的利润，随着中央政府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努力和外贸极限的到达，这点可怜的 利润也摇摇欲坠：他们所能利用的城乡收入差距正在缩小，外出务工对于大量农民来说已经不是一件合算的事情，更多的人下海使得竞争进一步加剧，而市场，就算 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都已经到达饱和的状态。

　　价格战，这件曾经被中国企业用得相当顺手，一度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丝亮色的利剑，结果被证明在跨国公司强大的技术储备面前不堪一击。而当利剑掉落在地上的时候，刺伤的，是它们中国主人的脚。

　　今天中国企业的处境，看起来真的好像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亲手把他的挚友顾淮送入太平间时回家的那种心境： “到处都是冰冷的，本来顾准是一点点光亮，但现在，他也去了。”

　　中小企业的未来

　　在入关保护期过后的今天，中国同时存在的人民币汇率上升、出口退税下降的现象使几乎所有的中国中小企业主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生意难做了。占中国一半就业人口的中小型企业，下一步往哪里去？如果出现失业恐慌，那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真的会出现一次大的波动，这是极其危险的。

　　然而互联网有望成为中小企业颠覆整个以大企业为秩序基础的经济世界的核心工具，新的电子商务模式或许可以为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在磨剑8年之后，当2007年5万个中小企业主齐聚阿里巴巴的客户年会的时候，连微软的比尔?盖茨也感到了他的力量，赶到海南来与马云签下合作意向。

　　在他的版图之中，“小的就是美好的”，中小企业微型的规模将反而成为其优势。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主有可能跳过沃尔玛采购的层层盘剥而直接把产品卖给世界各地的小商店和直接买主。须知在沃尔玛卖1美元的商品，它在中国的采购价一般仅为5~10美分。

　　阿里巴巴身后的2000多万中国中小企业会员，是一股足以掀起巨浪的力量。对于巨型的跨国公司，马云嘲笑说： “有几只大象能够跳舞？”——他认为如果跨国公司是大象，那他的中小型企业用户就是蚂蚁，当蚂蚁武装上电子商务，就可以成为能咬死大象的蚂蚁雄兵！

　　问题只是，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里，任何新的商业模式，只有和国家战略的调整结合在一起，才能取得最大程度的扩展。《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已经5 年了，现在需要的是一个高度：国家战略的高度。毕竟，一个经济体的活力，不是靠几个巨无霸式企业的屹立，而是靠中小企业的繁荣支撑的。

　　日本的“月亮女神”已经上路，印度人准备“靠近”月球，美国计划重塑“阿波罗”的辉煌，俄罗斯、欧盟也在行动。在“探月热”全球涌动之时，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就要出发了！

　　探访月球，已然成为当下人类最大的“时尚”！原因何在？有人说，那是因为我们对太空有一种原始的迷恋；也有人说，我们需要以月球为跳板，飞向更 加遥远的星空；更有人说，月球上有我们急需的宝贵矿藏。而科学家们称，奔月行动能全面提升一国科技水平；有政治家认为，这是一种竞赛——事关一国国际地位 和军事、科技实力的比拼⋯⋯不管目的如何，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欧盟，都在放飞自己的“使者”。“嫦娥”奔月之路异常繁闹！

　　中国的“嫦娥”不想与谁竞赛，她只想实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奔月梦，她是提升全球华人凝聚力和自豪感的催化剂，是中华民族智力与实力的展现。

　　但“嫦娥”既然要与其他“飞天使者”同行，就注定要被世人关注、审视、比较⋯⋯

　　　“嫦娥一号”全解读

　　 本刊特约记者 余 东 本刊记者 肖 莹

　　中国人向遥远星空进发的帷幕正在拉开！

　　西昌卫星发射场里，探月卫星“嫦娥一号”整装待发；发射现场门票的价格高达千元，但仍然供不应求……中华文明中的“嫦娥奔月”传说，就要变为现实。13亿中国人，在浓烈的气氛中期待着这一刻——这是他们历经了几千年的梦想！

　　　从“万户飞天”到“嫦娥奔月”

　　上世纪70年代，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体被国际天文联合会命名为“万户”。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600多年前，明朝一位名叫万户的官员，将自己绑在椅子上，两手各持一只大风筝，椅背上绑着47枚自制“火箭”，点燃后冲天而起……这个中国人虽然未能如愿，被摔得粉身碎骨，但他写就了这个星球上开天辟地的壮举——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次“飞天”尝试。

　　如今，他的后人不仅实现了他的梦想，还要将梦想延伸得更远、更远。

　　“神舟”五号、六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让中国人坚信，月球不再遥不可及。

　　2004年2月13日，国防科工委宣布，中国的月球探测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3年内，一颗属于中国的卫星将开始绕月飞行；6年内，中国的月球车将在月面着陆，展开巡视探测；2020年之前，中国的机器人将把月壤样品采回地球。

　　这些让全世界华人感到振奋的宏伟计划，在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眼里，是中国人艰难起步、不懈努力的必然。

　　“25年前，我的研究就从一块0.5克的月球岩石样品开始。”欧阳自远告诉本刊，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 华时，向中国赠送了一件特殊的礼物——一块小指尖大小的月球岩石样品。样品铸在一个有机玻璃盒内，从外面看起来很大，其实只有1克的重量。有关部门很快找 到了远在贵阳的欧阳自远。

　　“我们将这1克月球岩石切成两块，一块保存起来，一块用来研究。美国人赠送月岩样品，其实也是在探测我们的测试能力和研究水平，虽然这话没有明 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是让美国人很信服。”欧阳自远说，就是在这样的“压力和动力”下，中国开始了自己的探月计划。

　　25年后，尽收中国人眼底的将不再只是一块只有1克的石头，而是整个月球，7.3506×1022公斤的重量！2007年8月10日，中国的绕 月探测工程正式转入发射实施阶段；9月16日，探月卫星“嫦娥一号”进入发射场；如果一切顺利，“嫦娥一号”将于年底奔向月球(有媒体报道称，可能在10 月底发射)……

　　“嫦娥”计划诞生幕后

　　我国的探月计划是从1994年才开始的。

　　在这之前，有一个小插曲。1992年前后，国内就已有科学家提出了“嫦娥奔月”的想法。当时为了迎接1997年香港回归，有人提出利用运载火箭 往月球上发射一个象征中国的铁质标志，将其永远“烙”在月球上，以此扬国威、鼓士气。这个设想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不过还是得到了一批学者的支持，很 快便形成文字向中央打了申请报告，并计划在香港回归前完成发射任务。但中央认为，“这完全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研究价值”，所以最后被 否决了。

　　后来，“863计划”专家组请欧阳自远递交一份正式的探月科研报告。到了1994年，“863计划”专家组通过了欧阳自远的报告，并且得到了一 笔经费。这是中国人花在月球上的第一笔钱。直到2003年底，一份厚厚的正式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2004年1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上签字，国家正 式批准了“嫦娥一号”计划的实施方案。

　　在欧阳自远的描述中，“嫦娥一号”担负的是“4+5行动”任务——完成4项科学任务:拍摄三维立体月球地形图，探测月球上特殊元素的分布，评估 月壤厚度和氦-3的储量，摸清距离地球40万公里的空间环境；实现5项工程目标：研制和发射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初步掌握绕月探测基本技术，开展首次月球 科学探测，初步构建月球探测航天工程系统，为月球探测后续工程积累经验。

　　最后，“嫦娥一号”在绕月飞行一年、完成预定任务后，将可能主动撞月，拍摄近距离、高分辨率的月球照片，搜集撞击瞬间的相关数据。

　　还应提及的一点是，“嫦娥一号”到达绕月轨道(距地球38万公里左右的太空)后，将向地球播放《谁不说俺家乡好》、《爱我中华》等30首由全国人民选出的歌曲。

　　　谁人背后说“嫦娥”

　　欧阳自远说，在“嫦娥一号”之后，2012年，我国将实现探测器在月球表面软着陆；2017年，实现机器人月球表面采样返回。虽然 “时间表”已经列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真正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即便如此，中国的“嫦娥奔月”还是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10月5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奔向月球：新的太空竞赛》为题，详细报道中国“嫦娥一号”计划。这一报道称：“自2003年以来，中国先后 两度成功实施了载人航天活动，现在，月球进入了中国的视线。日本、美国的航天竞争老对手俄罗斯，以及印度都有十分活跃的探月计划，而所有的探月计划都融入 了民族自豪感、国家安全，甚至商业利益。”

　　英国皇家航天研究院的资深学者帕特·诺利斯说：“在亚洲，日本、中国甚至印度之间展开了小小的太空竞赛。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将人送入太空的国家， 而日本则成为第一个成功发射探月卫星的亚洲国家。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英国广播公司在10月3日的报道中称：“尽管中国的太空水平曾落后于他国几 十年，但它现在将进行探月，打算发回月球表面的照片……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太空秀。”

　　法新社记者在题为《2020年之后，中国瞄准月球基地》的报道中称：“由于中国的太空雄心持续增强，于今年完成‘嫦娥一号’探月行动后， 2009年，中俄还将对火星展开联合勘测活动。因此，中国的探月与登月行动，比起印度来应该是走在前面的，甚至可以骄傲地说，它走在亚洲的最前列。”

　　《印度日报》10月7日报道说，印度空间研究院“月球初航-1”项目总指挥米尔施瓦米·安纳杜拉伊，当天意味深长地说：“印度是一个开放而自由的国家，是否派人登月现在不好说，但中国的派人登月项目却已经确定。”

　　更意味深长的是，此前，美国太空总署宣布启动2020年登月计划，但署长格里芬却断言：“中国会比美国更早一步达成登月之旅”。有外国观察家解 读说，“这是美国在暗示它已经将中国作为对手了。人们都知道，在上世纪的冷战后期，就因为竞争对手苏联进行太空竞赛的斗志减弱，美国才放缓了进军太空的步 伐。如今，喜欢把中国的一切都拉进政治圈子来‘较量’的美国，就像一头好斗的公牛，又重新拉开了太空竞赛的架势。”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或遭美国“国家安全”审查,中国企业海外扩张再遇莫名“威胁论”

     从去年底以8.82亿美元售出华为3Com（H3C）49%股权，到日前3.63亿美元入股企业级网络设备提供商3Com16.5%的股份，华为的变身，只用了短短的11个月时间。

     华为耍的这把“回马枪”意欲何为？华为方面解释称，其出售H3C的股份是为了更加聚焦于核心业务，进一步巩固华为在基于全IP网络的FMC（固定与移动融 合）解决方案的领先地位。而参与并购则是华为的一次商业投资，“通过与3Com的战略合作关系，提升华为端到端解决方案竞争力，且从长远而言，我们相信可 以获得投资的增值收益。”低调的华为反复强调，这只是一项商业投资，绝无它意。

     但这样的解释似乎并未能消除疑虑，尤其在大洋彼岸，美国有关部门的敏感神经已被触动―――美国国会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撒迪厄斯?麦考特要求采取行动来阻 止这项交易，因为“这项交易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在海尔收购美泰和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因为种种原因而折戟之后，华为收购3Com少数股权的行动，是否 也会因为莫须有的“国家安全”问题而遭遇波折？

     股份有望增持达21.5%

     上月底，美国私募资本公司贝恩资本（BainCapital）联手华为，以22亿美元并购网络设备制造商3Com.3Com提交给SEC（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文件显示，在该交易中，华为将收购3Com16.5%的股份，而剩余83.5%归贝恩资本。

     “我们相信通过新的业务重组后，3Com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华为CEO任正非强调称，这只是华为的一项“商业投资”。在给记者的回应中，华为也将“商业投资”标注为此次收购的关键词。

     然而问题在于，未来3Com11人的董事会中，华为将占据3个席位，且根据公司未来业绩，可增持5%的股份，最多拥有3Com21.5%的股权，但不再增 加席位。“董事会席位数量一般都是根据股权比例确定，按照华为股份计算最多只能获得两个席位，为什么拿到3个不清楚原因”。资深人士指出，鉴于贝恩资本是 一家国际性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并不熟悉电信市场状况，因此华为虽只是小股东，却将会在3Com未来发展中获得相当的战略发言权。

     华为这场海外并购战打得简单、迅速且隐秘。早在今年5月就有海外媒体爆出华为将收购3Com的消息，称已就并购一事“达成一致”，但双方很快予以否认。当时业内亦普遍认为，华为将专注于拓展运营商市场，不会对企业级市场投入过多的兵力。

     “当时出售H3C股份就是为了集中产品线。”华为内部人士透露，其去年底与H3C达成协议，在18个月内不涉足IP数据通信市场，“但华为一直强调完整的 产品线，出售H3C股份后事实上造成了部分产品线的缺失，所以和3Com的战略合作关系可提升华为端到端解决方案竞争力。”

     有数据称，在目前国内企业网市场上，思科占据超过50%的份额，3Com约占30%左右，因此通过3Com切入对华为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有分析人士认 为，从华为的角度看，花3个多亿美元拿到3Com16.5%的股权相当划算，以后要卖掉也不会亏，而且还能利用3Com的渠道增强竞争力。“借此华为不仅 可以完善和调整好自己的产品线结构，还可以得到3Com背后的全球渠道，3Com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接受度是华为所不及的。”而对于贝恩来说，与华为结成 同盟参与收购，不会影响今后H3C产品的销售，在今后3Com的整合中可以保留甚至增加3Com的价值。

     甚至有人士指出，另一种可能是，在去年华为卖掉H3C股份之时就已包含了日后通过3Com股份置换子公司股份的条款。“根据合同，3Com出价高达 8.82亿美元，当时3Com年销售额仅为10亿美元左右，而且已连续6年亏损，所以3Com根本没有能力以此高价购买华为手中合资公司的股份。”该人士 更推测，很可能贝恩也早就参与其中，“合同上的8个多亿3Com或许一分钱都没有出，3个多亿换成股份，剩下的从贝恩账上直接划给华为―――3Com根本 没有实力拿出那么多钱来”。

     亦有分析认为，华为参与收购的另一层深意在于不让3Com成为竞争对手的囊中之物。虽然在收购港湾之后已拥有绝大部分H3C所有的产品线，但如果3Com被竞争对手拿下，显然于华为相当不利。

     华为绕不开思科情结？

     猜测再喧嚣热闹，华为方面却始终低调。“我们只是小股东，这一商业投资也不会对华为的市场和产品线产生影响。”当问及华为是否会接受3Com的所有渠道商 和客户并继续为他们服务时，华为方面回应称，3Com主要聚焦在全球企业网市场，华为则聚焦在运营商市场，因此不存在利用3Com渠道的问题。

     而记者获悉，华为在中低端路由器和交换机产品方面将继续保持与3Com的OEM关系，高端路由器则将利用3Com现有渠道销售给企业网客户。华为方面表 示，其并未考虑完全退出企业网市场，对华为来讲，H3C只涉及中低端路由器和以太网交换机，对于中低端路由器和以太网交换机以外的技术和产品，可根据自身 战略来决定是否发展。

     “在以前华为与3Com的合资公司时代，华为并没有能够获得足够的话语权，而如今实力增强，有增强在欧美市场实力的欲望，重新参与收购3Com正可以满足这一想法。另外，加大与思科竞争的砝码也是重要目的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如是分析。

     美国《商业周刊》这样解读华为参股3Com，“华为在进军美国市场的进程中并不一帆风顺。”《商业周刊》称，华为一直将重点放在亚洲和非洲、中东这样的发 展中国家市场，并在设法进军西欧。“而中兴已在美国实施了一些重要行动，包括前几个月宣布的向SprintNextel公司提供设备的一份协议，去年还签 署了一份和思科系统公司进行合作的协议。”

     但华为方面否认了借3Com打通北美渠道的猜测，“3Com是独立运作的公司，华为没有考虑将3Com作为进入北美市场的平台。”至于PK思科，华为内部人士指出，思科的对手更多是IBM、微软等IT巨头，而非华为。

     “美国的行业垄断非常严重，政治势力倾向于保护本土企业利益，华为很难进入北美地区的核心网络建设。思科一家独大，3Com大约只有数千万美金的收入，思 科则是百亿美金级别。”华为内部人士同时指出，在北美市场之外，华为事实上和思科是直接竞争关系，华为的策略对思科构成了很大挑战。“2003年那场官司 中就可以看出，华为已冲击到它一些最核心的部分了。”

     收购遭遇“中国威胁论”

     “若获得3Com股东批准及有关法律法规许可，该交易预期在2008年第一季度完成。”华为如是称。

     但这起收购似乎没那么简单，障碍之一来自于3Com的小股东。日前，3Com小股东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集体诉讼申请，希望法院阻止贝恩资本和华为 对3Com的收购，理由是收购价格过低。他们认为，3Com董事会违背了信托责任，而贝恩资本和华为则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贝恩资本的收购价格中包含了约44%的溢价，但小股东显然希望可以卖个更好的价格。”分析人士指出，小股东的态度不会影响这起收购，但美国政府方面的态度或将左右收购局面。

     有消息称，在3Com的产品中包含一项入侵检测技术，可帮助客户抵御黑客的入侵，而美国国防部正是3Com的主要客户之一。由于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政府有可能对此次交易进行详细审查。

     美国国会外务委员会（HFAC）委员IleanaRos-Lehtinen称，“这笔交易将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不应该批准。”美国国防部前网络安 全专家、网络防御机构首席执行官萨米?塞佳里（SamiSaydjari）同样表示，华为拥有硬件和重要的网络构成，这将“非常令人担忧”。

     3Com方面显然希望消除这种担忧，其在给美国证监会的文件中强调，华为不会因为这起交易而得到美国的敏感科技或是美国政府的销售合同。美国政府应该确信3Com仍然在美国公司的坚定掌握之中，“只有一个外国小股东（华为）”。

     但科温顿?柏灵律师事务所（Covington&Burling）律师、美国司法部前官员克里斯托弗?西姆金斯 （ChristopherSimkins）表示，“任何与中国相关的交易只要事关政府信息科技系统，都将成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详细调查的 对象，以小股东身份参加交易也不例外。”

     “在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时候，美国国会能源商业委员会说这起收购会对美国能源和安全构成明显威胁，要求政府确保美国能源资产不出售给中国。两个多月之后， 中海油就宣布撤回对尤尼科的收购要约。有时候收购不是价格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某行业分析师指出，3Com可以将涉及军用、卫星的业务剥离出来，减少美 国相关方面的指责。

     有接近华为的人士尖锐指出，境外媒体总猜测华为有中国政府和军方的支持，依据就是任正非是退伍军人。“要这么说，美国很多企业都有军方背景了。华为只是小量的参股，就引起海外这样的疑虑，这种伪全球化很可笑。”

     声音

     “我们坚信这份协议是对3Com有利的，将使得3Com更好地确立全球互联网领导者的地位，这对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客户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都是有好处的。”

                                                                                                        ―――3Com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埃德加?麦斯瑞

     “根据合同，3Com出价高达8.82亿美元，而当时的3Com年销售额仅为10亿美元左右，且已连续6年亏损，所以3Com根本没有能力以此高价购买华 为手中合资公司的股份。很可能当时合同中就包含了日后通过3Com公司的股份置换子公司股份的条款。未来可能的情况是3Com会卖给北电或者爱立信，华为 可能通过出售股份获得收益，现在则是通过参股卡位。”

                                                                                                        ―――某行业资深人士

     “美国政府是否会就我们收购3Com的交易展开调查，目前我还不知道。我们收购3Com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总会有一些无知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看起来更像是一些政客瞎操心。这并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我们有信心成功完成收购3Com的交易。”

                                                                                                        ―――贝恩资本发言人

　　世俗精英的反对、红色清真寺事件的余波、西方反恐不力的指责、两位前总理的步步紧逼、人民的积怨……随着10月6日总统选举日期的临近，穆沙拉夫正经历着1999年执政以来最艰难的时刻。鬓边的白发和疲惫的神情，似乎都在诉说着治国的不易。

　　而事实上，穆沙拉夫执政8年来就没有过上几天清静的日子，爆炸和抗议固然是家常便饭，各方的指责和挞伐也从未间断：靠政变上台，这是穆沙拉夫的原罪，不肯脱下军装更让他成为别人眼中当之无愧的“独裁者”；搭上美国的反恐战车，他因此收获了“跟屁虫”和“软弱”的名声，很多原来的支持者纷纷弃他而去，恐怖组织也认为穆沙拉夫“已经突破了所有的底线”，“基地”头目本·拉丹则要向他正式宣战；而在对待国内宗教势力上的举棋不定，更是让他陷入了进退失据的窘境中。

　　当一国的局势不断恶化时，缺乏耐心的人民往往倾向于通过换人来摆脱危机，而不是思考和总结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在巴基斯坦历史上，每一个军方领导人在执政后期都会遭遇政党要求分权的压力，穆沙拉夫也正处在这样的关节点上。但对今天的巴基斯坦人来说，无论是选择“民主派”还是宗教势力，对国家的前途都于事无补。因为，那些困扰穆沙拉夫的问题，也会困扰未来的领导人，而他或她对此的解读，不见得会比穆沙拉夫高明。事实上，不管局势如何演变，巴基斯坦都在朝更加激进和动荡的深渊迈进，而这显然不全是穆沙拉夫的错。

　　戎马生涯

　　在总结名人的一生时，人们往往喜欢从他的童年生活里寻找日后飞黄腾达的蛛丝马迹，并得出“3岁定80”式的结论。放下刻意的附会之心，你会发现，童年时候的穆沙拉夫只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

　　穆沙拉夫1943年8月1日出生于印度新德里，兄弟3人，他排行老二，父亲为外交官，母亲曾在国际劳工组织工作。1947年，英国推行印巴分治方案，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沙拉夫一家西迁至现今的巴基斯坦卡拉奇。穆沙拉夫从6岁开始随父母到驻土耳其大使馆生活了7年，因此精通土耳其语。有人因此想当然地认为，穆沙拉夫受到了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影响，并暗暗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志愿。但如此不凡的情操，对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来说似乎太过高远了。

　　真能影响人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倒是一些意外事件。一次，为了替哥哥抢回风筝，他和一个恶棍打了一架，自此获得了“达达吉尔”的名号，意即“不好惹的人”。“由此我得到启发，恶棍其实也欺软怕硬，诀窍就在于多坚持自己的主张几秒钟。”穆沙拉夫后来回忆说。在学校，他因为调皮捣蛋多次受罚，虽然成绩还不错，但显然比不上他那两个一贯名列前茅的兄弟，只好被扔到军队里接受锻炼。

　　穆沙拉夫进入巴基斯坦陆军学院时年仅18岁，“是个敏捷、聪明的男孩，轻而易举便能在体育运动中获胜”。此后，他开始了长期的军旅生涯。他参加过两次印巴战争，多次立功受奖，开始平步青云。1990年，他到英国皇家防务研究学院进修并获硕士学位，学院院长安东尼·沃尔克上将对穆沙拉夫的结业评语是：“他是一位有才干、明事理，且风度超群的军官……他的国家很幸运能有这样一位具有优秀品格的人才。”

　　从民族划分上看，穆沙拉夫属于穆哈吉尔，即1947年印巴分治时从印度迁移到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在穆哈吉尔中，很多人参加了争取巴基斯坦独立的运动，又抛弃了他们在印度的家业和财产来到巴基斯坦。在独立初期，他们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在巴基斯坦国父真纳任穆斯林联盟主席期间，穆盟工作委员会28 名成员中，来自印度的穆哈吉尔有17人。巴基斯坦成立后的前10年，穆哈吉尔在政府中仍拥有优势。但由于穆哈吉尔在经济上一无所有，又没有群众基础和自己的选区，所以，后来的巴领导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推行歧视穆哈吉尔的政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穆沙拉夫按常规是得不到重用的。但印巴之间不时爆发的战争和冲突，迫使军队不得不不拘一格地挑选人才，穆沙拉夫因此得以脱颖而出。

　　在巴基斯坦，历史往往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重复自己。1970年代，阿里·布托为控制军方，越级提拔了他眼中的“自己人”——当时的第三军军长齐亚 ·哈克担任陆军总参谋长。最后，这个“自己人”发动政变并把布托送上了断头台。而穆沙拉夫和前总理谢里夫之间的关系也大抵如此：谢里夫在1998年10月提拔在中将中排名第三、本已升迁无望的第一军军长穆沙拉夫为陆军参谋长，但双方很快在克什米尔等问题上产生分歧，最后同样酿成了政变。

　　民主或者独裁？

　　1999年10月12日，穆沙拉夫和夫人正在斯里兰卡访问，谢里夫宣布将穆沙拉夫撤职。此时的穆沙拉夫正在从斯里兰卡飞回卡拉奇的飞机上，而谢里夫则命令地面控制台不允许穆沙拉夫乘坐的PK850次航班在巴基斯坦任何机场降落，但此时飞机燃油只能维持70分钟航程。此后，飞机在卡拉奇上空不断地盘旋着，乘客全都惊慌失措，穆沙拉夫则利用飞机上的通讯设备向忠于他的部队下达了政变的命令。最后，在只剩下7分钟燃料的情况下，政变成功，飞机安全降落。

　　在公审中谢里夫不能亲自出庭辩护，他的律师也被人暗杀，最后谢里夫被法庭以恐怖主义、劫机和企图谋杀等罪名判处终身监禁，2000年12月10日，谢里夫获赦并流亡沙特阿拉伯。

　　但是，与以往的军人统治不同的是，穆沙拉夫没有实行军法管制。这显然是他从当年参与齐亚·哈克时期军法管制中获得的教训：首先，只要军队卷入军法管制，就会分散精力，无从顾及重要的军事责任，军事训练和快速反应能力会遭到削弱。其次，当把军法和军队置于文官政府之上时，文官政府就发挥不了作用。而军法管制撤消后，文官政府仍效率低下，这只会使其发展受到阻碍。所以，穆沙拉夫实行“军人掌权，文官治理”的策略，让军队以某种对等身份与文官机构并存，监督其工作，而不是凌驾其上。

　　但另一方面，穆沙拉夫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首先颁布“临时宪法1号令”，宣布终止宪法，解散议会和内阁，由他本人任首席执行官，要求巴总统、最高法院和各级高级法院法官执行首席执行官的命令；接着他又颁布“临时宪法令”，解除塔拉尔的总统职务，自任巴总统，成为巴历史上集总统、首席执行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陆军参谋长于一身的第一人。此后，他又在“总统全民公决”中以98%的高票连任总统，使其总统地位合法化。

　　穆沙拉夫还专门成立了国家反贪局和国家重建局，积极推动经济振兴和反腐肃贪。在其治下，巴国经济迅速发展，GDP翻了两番。举一个数字也许可以说明问题，2003年巴全国手机使用者不超过300万，但目前已接近5000万；外国直接投资从2002年的3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35亿美元。人们在大谈印度的崛起，实际上巴基斯坦大街上的乞丐比印度少，中产阶级也可与印度的中产比富。

　　在扫除腐败方面，穆沙拉夫也取得了进展。他对军队高级将领及其下属和亲属的要求与管教十分严格，军政权从未发生因经济腐败问题而导致的执政危机，这与民选政府时期的腐败成风、经济不振、政局不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穆沙拉夫本人也非常清廉，他率先公布自己和家人的财产。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打开了对新闻媒体管制解禁之门，巴基斯坦的媒体、政党、独立团体大体都可以自由发表看法而不受官方压制。在他任内，还废除极端歧视妇女的《胡杜德法案》，这可是在女总理贝·布托任内都没能实现的目标。

　　尽管他一再强调“印度应该从‘伟大国家’的幻想中清醒过来，放弃削弱巴基斯坦影响的努力”，但穆沙拉夫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印巴和解。2001年 7月，他应邀访印，成为16年来踏入印度国土的首位巴基斯坦领导人，并作为巴基斯坦国家元首第一次拜谒圣雄甘地的陵墓。2001年底，由于极端分子袭击印度议会大厦，印巴关系一度剑拔弩张，但穆沙拉夫在出席南盟峰会期间，仍主动和瓦杰帕伊握手。在过去8年里，印巴关系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双方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首次恢复了公路贸易；在克什米尔实现了停火，还开行了穿越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公交车。

　　事实上，面对东南咄咄逼人的强邻印度、西北阴霾不散的伊斯兰圣战者、以防恐相逼的西方阵营，腹背受敌的巴基斯坦不但能左右逢迎，还能实现经济增长，平心而论，穆沙拉夫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但这一切还是没能消除穆沙拉夫的原罪：他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并在8年后的今天仍不愿脱下军装。这当然是对民主原则的践踏，但把这一切放在巴基斯坦独立60年的历史中看，就会发现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巴基斯坦独立后的60年里，有35年是在军政府的统治之下的，而且，军政府的政绩似乎还好过民选政府。这一事实，投射在半生戎马的穆沙拉夫身上，就让他和其他军事领导人一样，对文官统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蔑，认为他们腐败无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现实也确是如此：巴基斯坦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由军队主导的现代化半民主精英统治。巴基斯坦军队是精英集中的机构，会说英语，能够同西方思潮密切沟通，组织性强，行政效率高，又不像民选政府那样贪污腐化。

　　这种现实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长期军人统治，该国缺乏一个经验丰富的文官领导集团。而缺乏管治经验造成的行政疏失和腐败无能，又一再被军队拿来作为罢黜民选政府的借口。最后，全体国民形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文官执政必遭失败。这也是穆沙拉夫迟迟不肯脱下军装的原因。

　　许多人会注意到巴基斯坦60年被军事统治了35年，但却较少观察到剩下的25年被来自地主阶级的、腐败和自私的“民主派”糟蹋，他们把民主当成提款机。贝·布托的丈夫是著名的10%先生，任何人想从他那里获得合同，就必须给他至少10%的回扣。谢里夫任内，国家经济一团糟，外债达到300多亿美元，谢里夫的家族却富甲一方。

　　这不是说民主本身不好，而是巴基斯坦政治难以摆脱封建残余的影响。在该国历史上，很多政治家无论是谢里夫还是贝·布托，他们的根都可以挖到巴国内大地主家族。地主们有力量要求土地耕种者投票选举他们中意的候选人，农民对地主的忠诚是带有强迫性的。在这种环境下，政治家上台靠的是少数精英之间的秘密协商和军队与文官之间的分权，而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穆沙拉夫政权的实际表现，应该说，巴基斯坦人没有更好的选择。正如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所说：“穆沙拉夫是巴基斯坦领导层在合适的时间推出的一个合适人物。”

　　反恐迷局

　　9·11事件发生4小时后，穆沙拉夫凭着他的个人感觉，发表讲话，对恐怖分子表示谴责，对美国表示同情。随后几天，穆沙拉夫又作出两个重大决定：全力配合美国反恐，断绝与塔利班的任何关系。

　　在2006年9月出版的自传《在火线上》中，穆沙拉夫透露了当时的决策过程：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9·11事件后对穆沙拉夫说：“你不是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美方还发出威胁称，如果巴方不在清剿塔利班的行动中给予合作，美国将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穆沙拉夫在书中说：“我曾以美国作为对手，作兵棋推演。推演的目的是要求证，如果我们不加入他们的反恐战争，我们可以对抗他们和抵抗他们的攻击吗？答案是不可能，我们的军事武力将被摧毁。”

　　显然，当时巴基斯坦如果敢公然对抗美国举国之悲愤，无异于政治自杀。这是穆沙拉夫高明于阿拉法特的地方——阿拉法特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后站在了萨达姆一边，因而丧失了美国的信任。巴基斯坦成为反恐前线国家后，美国解除了因穆沙拉夫政变而施加的经济和军事制裁，给予巴基斯坦至少4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并在2005年将巴基斯坦提升为“重要非北约盟国”。穆沙拉夫参加联合国大会时，身边的美国保镖人数仅次于布什。

　　“9·11”以来，“基地”第三号人物祖巴耶达赫、“9·11”策划人哈立德·穆罕默德等都先后在巴基斯坦落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穆沙拉夫的不满也在加剧：本·拉丹和奥马尔影踪全无，据传都隐匿在巴国西北部；埃及沙姆沙伊赫爆炸案发生后，埃及警方逮捕的6名嫌疑犯竟都是巴基斯坦人；伦敦爆炸案后抓获的4名爆炸案嫌犯中，3人有巴基斯坦血统。阿富汗也一直强烈谴责巴政府扶植塔利班武装。巴基斯坦某种程度上成了恐怖活动的新策源地。在此情况下，华盛顿不少人士恨不得能亲上火线，美国媒体于是纷纷对美军出兵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提出揣测。

　　穆沙拉夫看准了布什政府和他的共生关系，只要把自己和华盛顿的矛盾调整到不破裂的程度，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美国副总统切尼曾到伊斯兰堡兴师问罪，飞机刚降落，就听到穆沙拉夫宣布捕获了头上有100万美金悬赏的塔利班前国防部长欧拜杜拉，证明穆沙拉夫对掌握时空优势的娴熟。但压力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丧失了美国的支持，那就可能成为压垮穆沙拉夫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穆沙拉夫本人大概并不希望反恐战争马上结束，因为那意味着巴基斯坦战略地位的下降。但在反恐问题上，穆沙拉夫要交代的还远不只是这些。1980 年代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在美国支持下，巴全力支持邻国阿富汗的抗苏斗争，巴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成为数百万阿富汗难民的滞留地，边境城市白沙瓦成为阿“圣战者”的后方基地。苏联撤军后，巴又支持塔利班，因为塔利班的存在让印度十分头痛。在这个过程中，巴军方、情报部门和阿富汗塔利班及其盟友基地组织有过长期的合作关系。穆沙拉夫虽然和它们一刀两断了，但不能保证其他人不藕断丝连。巴美军队实力虽强，并且有先进的卫星和高科技装备，但要找到本·拉丹，没有巴军情部门的齐心协力以及部落民众的支持和帮助是很难成功的。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巴政府力有不逮。

　　1893年，英国殖民当局的莫蒂默·杜兰爵士划定了一条规定阿富汗和印度边界的杜兰线，在其两侧划分了26个部落地区，以此作为当时印度和阿富汗之间的缓冲区，印巴分治后这条线就成了巴阿边界线，这些部落中的7个地区就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一侧，也就是传说中本·拉丹和奥马尔的藏身之处。巴基斯坦建国后延续了部落地区享有高度自治的传统，这个国家的600多条法律中，只有44条在部落区适用，巴基斯坦法院和警察在部落地区也没有执法和判决权。假如一个罪犯逃到了部落区，政府除了要求部落区把人交出来外，别无他法。

　　“9·11”后，这种状况有了一些改变。部落地区的行政事务统一合并到省长办公室下属的一个专门秘书处来管理，但部落地区的大事仍主要由部落长老协商负责。如今，巴政府虽然在部落地区有驻军，但部落地区的普什图族与阿富汗的普什图族同根同源，双方多有血缘或亲戚关系，塔利班人员的外表和当地居民并无二致，双方时有往来，这显然增加了巴反恐的难度。

　　最后一个世俗领导人？

　　2007年7月的红色清真寺事件，一方面宣告了穆沙拉夫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面决裂，另一方面也宣示了巴宗教势力的强大。据巴内政部统计，巴基斯坦目前有宗教学校约6000余所，学生近50 万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现代社会的理念，相当一部分人直接成为宗教武装组织的中坚力量。

　　一直以来，穆沙拉夫被指责对宗教势力太过心慈手软，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后才不得不采取武力行动。但事实上，穆沙拉夫是伊斯兰世界少数直面问题而不是诿过于美国和西方的领导人。他看到了伊斯兰教被看作是极端主义、军事化和无知的宗教的危险，他呼吁穆斯林要开放、温和，进行自我批评，并认为“只有集中精力从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圣战”。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如何和宗教势力相处，是困扰巴基斯坦政治60年的难题。与其说是穆沙拉夫纵容了极端势力，不如说他是其前任短视政策的牺牲品。

　　1930年代，穆斯林联盟提出争取印度穆斯林政治自决权的要求，其领导人真纳接受了穆斯林思想家伊克巴尔关于印度穆斯林是单一民族的思想，主张建立穆斯林国家。但真纳从未许诺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他表示“巴基斯坦将不成为僧侣们以神的使命来统治的神权政治的国家”。巴基斯坦独立后的前20年，宗教较少干预政府的政策。这主要是由于国家机构掌握在受过西方教育的政治家手中，而他们对宗教议程不感兴趣。

　　但到后来，巴基斯坦绝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是通过非法律手段上台执政的，他们上台执政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使其合法化，都依靠伊斯兰教。特别是从老布托执政后期开始，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红十字改为红色弯月，这一举动象征着巴基斯坦人道主义组织伊斯兰化；在全巴的高级旅舍的每一客房中，都放了一本《古兰经》；正式建立宗教事务部；资助召开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生平的国际会议等等。其后的齐亚·哈克更在巴基斯坦发动了全面伊斯兰化运动，在1984年12月19日的总统选举中，哈克甚至把选举和是否支持巴基斯坦伊斯兰化捆绑进行。这无疑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给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带来了旷日持久的破坏。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游历了巴基斯坦之后，对这个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进行了这样的解读：他们毕竟不是阿拉伯人，而只是改教者，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伊斯兰纯洁度，他们更容易狂热。伊斯兰确实提供了一种信徒皆兄弟的理想，所有的人在同一时间以同一声音背诵同样的祷词，对下层民众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没人知道如何用古老的教条解决当代的政治、经济问题。看到教条似乎效用不彰时，民众又转向更古老也更简单的教条。如此恶性循环，就一步一步地退到了原教旨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巴基斯坦正处在朝温和路线方向或是极端主义方向前进的十字路口。大多数人是不愿意朝极端主义方向转变的，现在使人质疑的倒是穆沙拉夫有没有能力制止极端主义势力蔓延。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美国人并不喜欢穆沙拉夫。但他们同样知道，穆沙拉夫几乎是巴基斯坦最后一个有着传统英国风范的军方领导人。如果搞掉他，那么下一个上台的可能将是留着大胡子的宗教人士了。

中国将拍史诗电影《八思巴》

2007年09月15日 15:23中国新闻网  【大 中 小】

相关标签		[中国] [电影] [《八思巴》]

中国将于今年年底开拍电视纪录片暨史诗电影《八思巴》。该剧将有助于证明西藏早在七百年前就已经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日前，《八思巴》影视创作座谈会暨拍摄协调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国家宗教局、西藏自治区委宣传部、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等十余个单位的负责人，以及多位藏学、历史、宗教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专家学者对该片创作提出了很多意见建议。

据介绍，史诗巨制《八思巴》包括十集电视纪录片与一部史诗性传记电影。十集电视纪录片将强调文献性，还原历史，真实再现八思巴、萨迦班智达等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人物的光辉形象和当时的历史风云，以无可辩驳的史料证明西藏早在七百年前就已经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传记电影将以八思巴的历史功绩和个人魅力为蓝本，进行适当演绎，艺术呈现中国古代先哲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让世人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传承。

萨迦班智达与八思巴是萨迦派两代祖师，在他们的努力下，西藏结束了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统一，最后又与蒙、汉民族融合，形成中华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八思巴是由西藏萨迦寺走出的第一位元朝帝师，曾被忽必烈封为国师，总领元朝佛教事务，又曾创制八思巴文，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做出过重要贡献。

此次开拍项目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金鼎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同道光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三家联合出品摄制。该片将于今年年底开拍，预计将于二00九年与中外观众见面。

---

八思巴（1235－1280），又译作帕克思巴、八合思巴、拔思发等，本名罗追坚赞。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元代首任帝师。 　　八思巴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慧过人，通晓佛学，相传3岁时就能口诵莲花修法，8岁能背诵经文，9岁时就在法会上给别人讲经说法，故被称为“八思巴”（“圣者”、“神童”之意）。 　　南宋淳祐四年（1244），八思巴与其弟恰那多吉随伯父萨班赴凉州（今甘肃武威）谒见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十一年（1251），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八思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谦虚谨慎的美德，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他备受崇敬，被尊为“上师”。同年，萨班病逝，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新法王。自宝祐元年（1253）随侍忽必烈，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从其受密教灌顶，皈依藏传佛教。 　　宪宗七年（1257），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成为第一个朝拜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 　　元中统元年（1260），八思巴受封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元法主，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同时，根据道路情况，设置驿站，保证道路的畅通，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施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沟通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至元元年（1264），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区事务，成为中央政权的藏族高级官员。二年返藏，为元朝在卫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建立起藏族史上著名的政教合一政权――萨迦地方政权。该政权代表元朝中央政府有效地行使着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管理。六年（1269）返大都（今北京），献所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颁行全国。次年升号“帝师”，加封“大宝法王”，赐玉印，统领西藏十三万户。 　　至元十三年（1276），由真金太子护送返萨迦，兴办曲弥法会，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僧俗并用，军民兼及，此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至元十七年（1280），在萨迦南寺的拉康喇让圆寂。忽必烈追赐他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为表彰他一生的功绩，忽必烈还在大都为他修建了舍利塔，供人们瞻仰。元仁宗时，又为他修建了帝师殿。 　　作为佛学大师，八思巴一生著述颇丰，有30多种，传世之作有《萨迦五祖集》。他生前还将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等传至西藏，将藏族的建筑和雕塑技术介绍到内地，促进了内地和西藏之间及汉、藏、蒙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为政治家，他协助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为今日中国版图的确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八思巴传略

                  
                  继任萨斯迦法主
                  
                  八思巴（hPhags-pa，1235—1280），又译发思八、拔思发、八合思巴。乌思藏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萨迦县）人。家族为款氏（hKhon）。1235年3月6日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父索南监藏（bSod-nams-rgyal-mtshan），母觉卧公却吉。1244年镇守凉州的蒙古王子阔端致函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第达公哥监藏（Sa-skyapanditaKun-dgah
                  rgyal-mtshan，1182—1251，简称萨班），邀其前来商谈吐蕃归附蒙古事宜。萨班从大局出发，接受邀请，八思巴遂与伯父萨班及其弟恰纳朵儿只（Phyag—nardo-rje，1239—1267）启行前往，1246年抵达凉州。其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推举贵由为可汗的忽里台大会，次年返回凉州。双方商订归附条款，由萨班通告乌思藏纳里僧俗首领。吐蕃正式归附大蒙古国。嗣后，萨班做了阔端的供应上师留居凉州，八思巴则随伯父学法，恰纳着蒙古服，学习蒙古语言并娶蒙古王公女为妻。
                  1251年，萨班在凉州地方去世，八思巴继任萨斯迦法主之位。次年，蒙哥下令在吐蕃括户，八思巴受命派格西朵儿只不鲁克（dge-bshesrDo-rje-hbrug）与格西孙不（dge-bshesSum-bu）率人配合金牌使者行动。同时，蒙哥在吐蕃推行分封制，萨斯迦仍为阔端及其后裔封地。
                  
                  封为国师，掌天下僧政
                  
                  1253年，八思巴与受命经营漠南中原地区的忽必烈初次相会，忽必烈接受其密续灌顶。随后，忽必烈南征大理，八思巴也在凉州主持萨班灵塔开光仪式之后回乌思藏，拟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行至朵甘思，从商客处得知伍由巴大师已去世，遂折回。次年，在阔端子蒙哥都王的陪同下，与从大理班师北上的忽必烈相会于六盘山。忽必烈喜出望外，“留下了萨斯迦人（即八思巴），［为他］授了灌顶，结为施主与福田”（《红史》）。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道诏书（hjah-sabod-yig-ma），宣布保护寺院不受侵害，号召僧人不可争官位、依恃圣旨欺凌他人，应该“敬奉上天，为我祈祷”（阿旺·公哥索南《萨斯迦世系史》）。
                  1255年五月，八思巴前往河州，从涅塘巴·扎巴生格、恰巴·却吉生格及雅隆巴·喇嘛绛曲监藏等人受具足戒。然后，到内地从事宗教活动。1257年在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写下了《文殊菩萨名号赞》、《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等诗及《听法广记》。
                  1258年，佛道争执加剧，忽必烈受蒙哥之命，在开平城主持大辩论，双方围绕《老子化胡经》真伪展开。八思巴参预其事，位次那摩大师而名列第二，以其雄辩之才为释教一方获胜立下功劳。会后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被削发为僧，伪经被毁。八思巴声名渐著。同年著《道果法明鉴》，阐述本派主张。
                  1260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王磐：《八思巴行状》），成为全国最高的佛教首领。1264年，元世祖立总制院而领之于国师。“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元史·桑哥传》）同年，元世祖颁布诏书，说明自己从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已封之为国师，令掌天下僧政，不可违背，以及优礼僧人，保证其寺院财产不受侵犯。
                  
                  建立乌思藏行政体系，创制蒙古新字
                  
                  至元元年（1264）夏，八思巴与恰纳离开大都前往吐蕃，受命建立乌思藏地方行政体系。至元二年（1265）元旦，八思巴至拉萨，在大昭寺向元世祖献辞遥贺新年，春天抵萨斯迦。在萨斯迦修建了塔庙，并为七座纪念前辈教主的灵塔树立伞盖、金铜法轮及金顶，用金汁写制显密经典及般若等经二百余部，同时还向名师大德求学问法，增广见闻。
                  至元四年，八思巴建立了“剌让”（bla-brang），设置司礼官（gsol-dpon）、掌内室与服饰之官（gzim-dpon）、司宗教仪式之官（mchod-dpon）、司礼宾官（mjal-dpon）、主文书官（yig-dpon）、司库官（mdzod-dpon）、司厨官（thab-dpon）、司引见官（hdren－dpon）、司座位官（gdan-dpon）、掌运输之官（skya-dpon）、掌马官（rta-dpon）、掌犏牛官（mdzo-dpon）、掌犬官（khyi-dpon）等十三名，负责其起居与日常生活。
                  八思巴在吐蕃的几年间，除了建立地方行政系统之外，很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创制蒙古新字。六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及王公大臣的欢迎。八思巴向元世祖献上了受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元世祖大悦，随即颁行天下，诏令：“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元史·释老传》）次年，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赐玉印。作为帝师，八思巴向皇帝、皇后及太子讲经说法，祈求福寿，并广做佛事，佑国久安。至元六年（1269）十二月，八思巴率领僧人在太庙作佛事七昼夜。次年，又在御座上置白伞盖，上书金字梵书，用以“镇伏邪魔，护国安刹”（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集史》）。
                  
                  萨斯迦派在乌思藏的影响
                  
                  至元八年，八思巴离大都至临洮住夏，并在当地建寺传法。十一年三月启程前往拉萨，由真金太子率军护送，帝师之职由其异母弟亦怜真（Rin-chenrgyal-mtshan）代理。途中八思巴还多次写信给元世祖问安，并祝贺元军攻克南宋诸城，劝戒行善止杀。并向真金讲解佛教教义，此即后来成书的《彰所知论》。十三年底抵萨斯迦，乌思藏地方掌管教法的格西与管理各地事务的首领，都前来相会。次年正月，在出密举行了有七万僧人参加的大法会，真金太子以元世祖的名义充当施主，扩大了萨斯迦派在乌思藏地方的影响。
                  八思巴在萨斯迦期间，对乌思藏地方的官员重新作了任命，免除了原来还是由他任命的公哥监卜（Kun-dgah-bzang-po）的本钦（dpon-chen）职务，以尚尊（zhang-btsun）代之。同时，指定恰纳的遗腹子答耳麻八剌（Dharmapala-rakshita，1268—1287）为萨斯迦款氏家族与教主的继承人。这些措施在当时均引起一定的不满情绪。真金护送军返回后，矛盾尖锐。《汉藏史集》记“由于本钦公哥藏卜做了背信弃义之事，有人将此情奏报朝廷。皇帝顾念朝廷与萨斯迦派关系重大，遂决定予以护佑，派大臣桑哥（seng-gha）为首领，率蒙古大军前往究查”。桑哥率蒙古军七万及朵甘思（mDo-khams）和朵思麻（mDO-smad）军三万人，共十万人前往，迅速击败对抗者，处死公哥藏卜。嗣后，还拜见八思巴喇嘛。桑哥率军返回后不久，1280年11月22日，八思巴在萨斯迦中的拉康喇让中逝世，终年46岁。“讣闻，赙赠有加，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元史·释老传》）为之建大宰堵波于京师。至治年间（1321—1323），元英宗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1324），又以绘像十一幅，令各行省为之塑像，备极尊崇之礼。

                  八思巴是元代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对巩固元朝在吐蕃地方的统治，加强蒙、藏、畏兀儿、汉等民族的相互了解与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保护佛教各派信仰自由，繁荣文化事业等方面，有过积极的贡献。

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１９９７年，贾樟柯以首部长片《小武》闪亮登场，成为备受国际电影界关注的“新星”，被认为是最能代表“第六代”的导演之一。

    法国《电影手册》评论《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是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标志。德国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称他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国际评委在阐述贾樟柯电影获奖理由时说：“我们在同一时间不但发现了一部电影更发现了一个作者，这种发现是并非常有的”；“我们相信贾樟柯一定会和莫蕾蒂、阿巴斯、伍迪·艾伦一样，能够成为帮助我们保持人的本质的导演。”评委们还意味深长地说明：“在他的电影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用来讨好我们的”；“我们相信他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格都不是故弄玄虚的。在中国的那个小城中，我们和他的人物贴得很近，和他的感情贴得很近。”

    贾樟柯曾一度被戏称为“电影民工”，之所以有这样的雅号，一方面是因为他拍摄的影片多以劳工阶层的生存状态为题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当时那种正统主流电影制作模式背道而驰的创作方式、工作条件、生产工艺以及发行和放映模式。

    按照贾樟柯本人的形容，在第一次拍摄影片的时候，他可谓是“除了精力和体力之外一无所有”，凭借自己给别人当枪手编剧本赚的稿费，加上同学从父亲单位借来的摄影器材以及在录音系静坐跟老师抗争拿到的录音器材，就在这样一种东拼西凑的境况下，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作品《小山回家》。《小山回家》得到了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金奖，获奖令他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香港提供的２０万元资金以及贾樟柯从朋友那儿找到的一些钱，仅仅３０万元的投资，他拍完了《小武》。《小武》的成功让贾樟柯的电影得到了香港以及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共同投资，尤其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的公司一直保持和贾樟柯的合作。到去年在威尼斯获得最佳影片金狮奖，贾樟柯终于从“电影民工”成长为国际知名导演。

    看《黄土地》发誓当导演

    贾樟柯是从内陆小县城走出来的年轻电影导演，少年时因为不喜欢读书，所以有很多街头朋友。“那时的我，对街头生活十分向往。我崇拜街上的‘大哥’，他们手提录音机，听着刘文正、张帝、邓丽君的歌……”现在看起来个子矮小、温文尔雅甚至有些腼腆的他，当年因打架居然跳过两次楼！分别是从二楼和三楼跳下去的。那是在小学五年级，一帮人从过道两边夹击他，他只能跳楼了，结果“一跳成名”。那时每所学校的男孩都有派别，街道里也有派别，街道派系之间打架最可怕、最凶狠。贾樟柯都不敢惹他们，上世纪７０年代的少年都有些疯狂。他不是好学生，所以第一年高考就落榜了。

    贾樟柯面临着当兵或者考大学的选择。由于父亲的坚持，他背上行囊自费去山西大学学美术，因为那里不用考数学。拿着父亲给的３００元学费和生活费，贾樟柯开始独自生活。在山西大学学油画的两年，贾樟柯住在太原郊区的村民家里。他不满足于绘画这种静态的形式，因为他感觉自己有很强烈的表达欲望。那天他实在无聊，买票进了影院，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一边看一边流眼泪。看完之后，他发誓一定要当上导演，他觉得电影才是表达自我的最好形式。贾樟柯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文学系，结果连续考了３年，渐渐失去耐心的父亲也开始骂他不务正业。最后他还是接到了文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他成了一名旁听生，不是正规的导演专业。贾樟柯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据说有一天他在宿舍坐在床上，突然振臂高呼“打倒导演系”。

    考进电影学院后，贾樟柯的冲动更加强烈，组建过实验剧团，拍过短片，他终极目的明确——做“导演”。从投资１万元的《小山回家》，到《小武》，到《站台》，到《任逍遥》，到投资１２００万元的《世界》。贾樟柯甚至将他的电影卖到爱沙尼亚去了，他实现了当导演的梦想。

    小众电影关怀大众命运

    起初贾樟柯的电影影院放映效果平平，只是在知识分子圈内被讨论，有时甚至是拿了国外的大奖之后才被国人知晓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电影是小众的。故事平淡无奇，画面有意粗糙，无任何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悬念，真的没有什么讨好人的东西。《三峡好人》男主角的扮演者韩三明是贾樟柯的表弟，三明是个矿工，从１８岁下井一直干到今天。他也是贾樟柯作品《站台》中的煤矿工人、《世界》中从乡下到北京的民工，表现这样的小人物是贾樟柯的拿手好戏。

    贾樟柯喜欢拍摄自己熟悉的生活，喜欢跟熟悉的人合作。他的亲朋好友都成了他剧组里的常客。这也是他的电影在观众看来如此真实、如此贴近生活的原因。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他同班同学王宏伟。身材瘦小、其貌不扬，在表演课上被老师认为“最不会演戏”的王宏伟，在贾樟柯影片中的表演恰如其分，在《小武》、《站台》、《世界》中都有不俗演出。

    贾樟柯的电影多以小城镇小人物为主人公。小人物代表中国时下大多数人的生活，是中国整体社会的缩影。他的作品讲述着个体生命的真实感受，他给世界影坛刻上了“平民化”的烙印。《三峡好人》记录了三峡拆迁时期卑微平民的生存状态以及一个城市的倾覆。平缓的镜头里，是老旧的夔门、到处被拆的房子、朴素的三峡人、简单的对白、对白前低下头去的沉默。贾樟柯希望自己“拍一部电影来告诉人家，我周围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这给他带来了被广泛赞扬的底层色彩和草根性。

    会编剧才是高层次导演

    获金狮大奖的《三峡好人》是意外诞生的。当时贾樟柯正在筹拍电影《刺青时代》，好朋友、画家刘小东打电话说他要去奉节画拆迁工人，贾樟柯就第一次去了三峡，本来只是想拍刘小东创作生活的纪录片，但呆了十几天后，他发现了长江岸上“好人”们的善良和乐观、他们在面对艰辛生活时的抗争以及生活在巨变环境里所感到的困惑，贾樟柯无法控制内心的情感，决定拍摄故事片《三峡好人》。

    《三峡好人》中观众看到了极具生命力的中国人形象，不再是过去《小武》中小偷那类随波逐流的边缘人物。贾樟柯通过《三峡好人》真实而平静地叙述了那些无名好人的悲喜人生。《三峡好人》获得金狮奖之后，在《纽约时报》２００６年度最佳影片评选中又以８．０分高居榜首。其实，贾樟柯的电影从《小武》开始就一直在盈利，只是他的销售渠道一直在国外。

    被《三峡好人》的真实所震撼的谢晋不客气地评价说，中国很多大导演都在瞎编滥造。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很多导演，包括一些老导演，没有生活基础，也不注意把文学的基础打好。很多导演起码的文史知识都还很欠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了解，凭空编造的东西，人为的感觉很重。而贾樟柯从生活出发，用敏锐的目光写出了很好的剧本，自己编剧自己导演，跟别人编剧照着拍是截然不同的层次，这在全世界都是很难得的。作家苏童也表示，贾樟柯是仅有的自己会编剧的中国导演之一。

    日本制片界泰斗、《罗生门》以来一直担任黑泽明电影制片人的野上照代，在东京影展看完《三峡好人》后，亲笔写信给贾樟柯，表示感动、感激，评价《三峡好人》是看后让人心情复杂的杰作。她表示黑泽明导演生前曾经说过：我想拍出这样一种电影，简单的故事但能让观众看完之后感到自己的心情变得更丰富了一些。《三峡好人》就是这样的影片。正如网友看了《三峡好人》，不期然想到艾青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张艺谋、王家卫和陈凯歌这些导演越来越迷信明星制度，《三峡好人》的韩三明的确令人眼前一亮。”这是《亚洲周刊》在《三峡好人》香港首映后对影片的品评。(于 宾) （人民日报海外版/《黄金时代》）

[电影］贾樟柯：这次拍的是变化即将完成的中国

　　得奖后我第一个告诉的人是我妈，我说：妈，我得奖了。妈妈问：什么奖？我说：金狮奖。她说：太好了！

获得金狮奖的《三峡好人》是纪录片《东》的一个“衍生产品”（本报资料图片）

　　“麻烦帮我拿对袜子来，好冷啊！”电话那头，贾樟柯有点不习惯今年威尼斯骤冷的天气。

　　头一天晚上，他刚刚从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手中接过了一座小金狮。“我没有想到的是，在阿伦·雷乃这样的大师面前，《三峡好人》怎么能得奖？”贾樟柯说。

　　4年前，贾樟柯也是在一个天气骤冷的夜晚萌发了拍摄《三峡好人》的念头。

　　当时，贾樟柯已经在三峡呆了一个多星期，拍摄纪录片《东》。一天傍晚，他一个人在江边溜达，天色渐暗，大雨降至，巫山云雨向他挤压下来。他突然感到极大的孤独，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我希望此时飞碟能从空中划过。”回到住地，贾樟柯推开副导演的房门，说要拍一个故事片，跟三峡有关。

　　贾樟柯让副导演坐在电脑面前，自己手舞足蹈地一人分饰几角：“我想象第一个镜头，应该在船上，非常多的人在移民，我就演那个情况，边演边说；第二场上岸后应该怎么说，边演边说。”

　　他用了3天时间，把心中的电影从头到尾完整地演了一遍。副导演把他的表演和台词都记了下来———这就是《三峡好人》最初的剧本。

　　9月5日和6日，贾樟柯的《东》和《三峡好人》先后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放映。

　　9月9日，《东》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意大利纪录片协会奖和欧洲艺术中心奖。

　　同日，《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最高大奖金狮奖。这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中，第一个获得三大电影节最高奖项的人。

　　《东》最早是投资人淡勃的一个艺术计划。当时，画家刘小东想去三峡画11个拆迁工人，淡勃觉得应该邀请我去，拍小东画画———两个艺术家用不同的方法面对同一个题材，面对同样的现实。

　　我1990年第一次看小东的画展，很喜欢他的画，也对三峡地区很感兴趣。

　　2000年到2002年，三峡特别热闹，媒体都集中在那里，转播拆迁、移民、变迁。

　　拆迁之前我从来没去过三峡；拆迁之后，大坝建成之后，媒体都撤走了，那个土地又变得很冷清。人们生活得怎么样，受到了什么影响，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我看到最大的东西，是一个人生活的问题和困境，别人不太可能跟你分担，到了那个地区之后，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都在承担生活的压力，我觉得真的是很孤独的事情。

　　《东》这个纪录片，拍了1个星期左右。这期间，我突然想在那里拍一个故事片。

　　整个大坝逐渐建起来，拆迁逐渐完成，这是一个巨大变动之后的中国景象，这些景象让我觉得好像看到中国新的历史阶段。

　　可能我之前所有电影都在拍变化中的中国，到《三峡好人》的时候，我拍了一个变化刚刚完成，或者说即将完成的中国。

　　我把纪录片拍得非常抽象，基本上是人自然的状态———在我镜头前出入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有一部分内心感情世界，有点回避我的摄像机，不愿意表现出来，而这正好是故事编剧发挥想象力的地方，所以我决定拍一个故事片。

　　我想象中马上有两个人：男主角千山万水来到奉节，寻找16年没有见面的前妻，最后两个人见面，决定复婚，重新生活在一起；女主角千山万水来到奉节，寻找两年没有见面的丈夫，知道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问题，已经不能挽回，做了一个决定，离婚。

　　我觉得他们不管是感情复合还是感情分离，不管是挽留爱情还是放弃爱情，结果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断。

　　我最初构思剧本的时候，是完全借鉴武侠剧本的方法，一个人踏破千山万水，千里迢迢去解决一个问题。武侠片里，人们是去解决复仇的问题，我的电影里，他们踏破千山万水，去解决感情的问题。

　　两个人物在故事中并不交叉，连接他们的是天空飞过的飞碟。这跟三峡地理有关系，三峡阴晴不定，自古巫山云雨，有非常多的传说。

　　当时我一个人走在江边，突然天变了，雨要来了，我觉得人非常孤独，个人只能为个人负责任，我内心的悲伤、压力、痛苦，特别期待有一个东西能看到，当时我特别希望天边飞过一个飞碟。我就把飞碟放在影片里。

　　故事片一开始是寻找的主题，找寻他们情感的归宿。拍着拍着我突然觉得电影的主题应该是做决定，每个人面对感情问题都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不管复合还是离婚，他们都用一种决定给自己一种自由和尊严，这种人物形象是我以前的电影没有的。之前我的电影都是随波逐流的人，在大时代变迁里面无能为力的人。这次也是跟中国新的变革有关系，每个人要面对自我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做一个负责任的决定，所有决定都跟观察社会的新角度有关系。

　　《三峡好人》英文片名叫《静物》，影片分成烟、酒、茶、糖4个段落，这4个物体不仅参与到了叙事，同时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物质依赖，能带给我们欢乐的最简单物质。比如我在三峡看到很多家庭，物质非常贫乏，有时候在他们窗台或者桌子上发现一些东西，四五年都没有动过，它们非常沉默，有时间的印记。那时候我觉得应该拍摄中国最普通人的生活，就好像拍摄静物一样，把被人忽略的现实，用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

　　三峡建设带来的拆迁当然给他们带来了改变，让我感动的是，巨大的变迁之后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一种自我的生命力，从老人到小孩蓬勃的生存力。我不想对这个工程本身做评价，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现实了，评价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表达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有旺盛的生命力。

　　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人的生活，从原来家庭、单位机构，群体结构，到了非常自我的生活里面，有自由和孤独的一面。我们在面对人的处境的时候，非常复杂，好和坏是伴随在一起的，自由和孤独是伴随在一起的，开放和封闭是伴随在一起的。我在体会这种孤独，我在感受个人生活的自我意识，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两个故事之所以不能交叉，是因为谁的痛苦都不能被他人承担，都是30多岁，经过一个变动，经过了感情变动，到了要重新面对生活的阶段，整个电影美学上应该是这个年龄。

　　三峡背景并不是欧洲人能知道的，他们关注的还是作品本身。我没有太强调三峡的背景，因为那样反而会丢掉大的中国背景，电影里面阐释的最当下的中国人状态，这是最吸引国外影评人的，他们总希望从我的电影里面，看到中国人发生的最新鲜的感情变化。

　　从艺术角度来说，大家谈得更多的是电影方法的新进展，包括在纪实美学中融合了超现实的方法，包括风格上回归到东方传统经验，大量卷轴画的移动，对人物的介绍，也是以前东方电影缺少的。他们能感觉到虽然是现代中国故事，但镜头的运用有非常多的中国古典传统美学经验，包括色彩的处理，参照青绿山水的山水画处理方法。

　　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总要有自己的声音发出来，电影是非常重要的发声方法。没有中国电影把中国人正在经历的事情介绍出来的话，中国还将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有中国记者问我为什么参加电影节。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就好像做航天飞机一样，无所谓中国的航天飞机还是美国的航天飞机。技术是一个统一的技术，电影也一样，电影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到国际视野里，强大的国家一定要有强大的影像输出，把我们的民族经受的东西介绍出来。不要再把中国变成想象中的国度，它是可以感觉到的，可以亲历的。有人说看《三峡好人》的时候，好像有人和人直接抚摸一样的感受，这是电影的价值。

　　我在三峡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为故事片前后6次去了三峡，实际拍摄有3个月。拍摄非常顺利，整个团队合作了10年，非常适应我的即兴拍摄。制作的压力来自于战线拉得很长，一般电影并不怕你拍得长，而是怕你中断，但是为了奉节变迁的情况，我们中途必须回来，拍一段时间回来一段时间，这样在调动资源和演员上，有非常大的挑战。你不能一直呆一年，但是你必须把这一年它真实的变化拍出来。变化完的中国，基本资源的分配、社会秩序都有自己的面貌，这是中国人迎来更加自我化的时代，可能我们逐渐从群体生活中改变过来，在自由经济背景里面去生活、去适应新的变化。

　　纪录片《东》也有自己的发展，小东画了一张画之后，突然想去曼谷，画11个女人的故事，就变成11个男人和女人的对比，我的纪录片也就到了曼谷拍。三峡只是纪录片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曼谷的部分。纪录片是从一个公共艺术家的角度展开的，更想描述宽泛的亚洲问题，所以有非常多的形而上的思考。

　　有机会在世界各地旅行，我觉得以前我们太强调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但我现在会越来越强调人的相似性。特别是在亚洲，大家生活状况都差不多，这种类似和共性是我们想强调的。纪录片以河流为背后结构，长江边也好、湄公河边也好，都是人类最早发源的地方，今天遭到了发展的挑战。纪录片结束在曼谷自由市场，一个盲人在唱歌，穿过这个市场。我觉得这就是亚洲今天的景象，变成了一个市场，供人旅游和消费的地方。

　　《共和国新报》的评论是：“从这个电影看到了日夜不停运转的亚洲，也看到没有休息好的亚洲。”我觉得这种解读非常接近我拍片的感受——一种拥挤、疲惫、孤独的感觉。

　　华人导演与金狮

　　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是最重要的3个国际电影节。中国内地导演曾4次在3大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张艺谋获得两次威尼斯金狮奖、一次柏林金熊奖，陈凯歌获得一次戛纳金棕榈奖。

　　侯孝贤在1989年（《悲情城市》）获得金狮奖，张艺谋、蔡明亮也曾得过这个奖，张艺谋的两次分别是1992年（《秋菊打官司》）和1999年（《一个都不能少》）。

　　2004年，在中国工作多年、担任过张元的《看上去很美》、刘冰鉴的《春花开》等影片制片人的马可·穆勒就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之后，中国元素明显受到重视。去年，李安夺得金狮奖，李玉、关锦鹏也各有斩获。今年是“中意文化年”，华人导演在威尼斯更威风八面，除贾樟柯夺得金狮奖外，电影节重要单元“地平线”的头奖也被中国导演刘杰的处女作《马背上的法庭》夺得，张元还在电影节上领取了梵蒂冈为电影而设的罗伯特·布莱森奖。（录入：陈利明）

剥开这颗“蛋” 国家大剧院初体验

来源: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健 发自北京　　[2007-09-29 18:37:38]

 

国家大剧院试演了，半个世纪的梦初圆了，孵了十年的“蛋”熟了　　阿吉/图

 

 

大剧院远眺　　袁哲/图

 

 

国家大剧院主体建筑由外部围护结构和内部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和公共大厅及配套用房组成。外部围护结构为钢结构壳体，呈半椭球形，其东西长轴为212.20米，南北短轴为 143.64米，建筑总高度为46.285米，地下最深处为-32.50米。椭球形屋面主要采用钛金属板，中部为渐开式玻璃幕墙。主体建筑外环绕人工湖，湖面面积达35500平方米，北侧主入口为80米长的水下长廊，南侧入口和其他通道也均设在水下。人工湖四周为大片绿地组成的文化休闲广场。（示意图为本报资料图片，文字资料引自国家大剧院官方网站）

 

 

示意处即今国家大剧院大致所在位置。1958年，中央批准国家大剧院立项，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由于资金等种种原因，项目一拖再拖；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确定建设国家大剧院；2001年12月13日国家大剧院正式开工建设；2007年12月正式对外演出。　　图片由谭道亮提供

 

 

　　中秋的月光开始普照大地，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挂像一如往日，俯视长安街不息车流，斜对面的人民大会堂上五星红旗微微摆动。大会堂西侧，隔着不宽的大会堂西路，就是国家大剧院。银灰色的巨型“蛋壳”上亮起了散落的小灯，市民正隔着环绕“蛋壳”的水池观望。
　　张大爷推起婴儿车，准备回家。他就住在“蛋壳”旁边的新帘子胡同，“蛋壳”工程的拆迁范围，刚好到了他家门口。这些日子以来，他每天傍晚都推着孙子到“蛋壳”下哄他睡觉——“这儿，我就当咱家后花园”。
　　2007年9月25日，在长安街上长久以来散发浓浓政治味的密集建筑丛中，这颗巨型的“蛋壳”，将以它自期的“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角色，稀释前一种味道。

 

→安检
　　7∶00了，手头有票的人们开始在入口排队，两个表情严肃的保安站得笔直，多是用两目余光检票，很少时候才伸手取来看。
　　一进门，不见了银灰的“蛋壳”色调，取而代之的是深重的红，红色顺着厅顶一直向里生长，不知所终。两位女士穿着制服，袖标上写着“安检”，她们会告诉你：“先生/女士，请将您的包放在这边，然后从那边走。”你会发现，这入口和机场的安检入口很像，包过安检机，人过安检门。如果你身上有金属，安检门就会叫。
　　你不能带水，所有的水和能装水的容器都要在这里留下。不过你不必担心口渴，进入“蛋壳”大厅后，你会在1层找到一个卖水的水吧，有十几个座位可以休息，卖水的女士会很客气地告诉你：“由于刚刚筹建，能卖的东西不多，有250ml的矿泉水，3块；听装的可乐，15块；还有半斤装的啤酒，40块。”

→衣帽间
　　过了安检口，就是衣帽间。
　　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也是在衣帽间门口停留时间最长的人。他其实不用放衣帽，他深红色的衬衣好比剧院“内部皮肤”一般红，然后，外面套着一件灰色毛织小马甲，马甲上没有扣子，他不时要用手将衣襟往胸口拉拉。
　　并没有多少记者围着他，因为他已经被几个外国人围住。“安德鲁先生……”我上前去叫他。　　“Yes……”这一个单音节单词，因为他的拖音，估计持续了3秒。说这词时，他并未看我，只是用他的相机拍摄建筑的顶部。“我之前和您预约过，今天在这里幸会，不知何时能够专访您？”“嗯，现在估计不行，我没有时间，你看，现在我要进去了。”于是他匆匆走进了水下走廊。

80米的水下长廊　　袁哲/图

→水下走廊
　　80米的水下走廊是由北门入口指向大剧院中心的一条直线走廊。其实，它只有一面是水，你抬头看，便能看到玻璃的天花板，上面就是环绕大剧院水池的水。由于水池平均水深只有40厘米，所以抬头也许能看到天空。但是今天，水池的水并没有灌满，水甚至还未没及水下走廊上方的玻璃顶。据院方介绍，池水夏天不长水藻，冬天不结冰、没有雾。
　　紧急情况时，观众可迅速通过壳体周边平均设置的8到9处紧急出口。据院方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出口可供1.5万人在4分钟内撤离国家大剧院。
　　这片环绕“巨蛋”的水池面积有3.55万平方米，蓄水14200立方米，也就是说，用500ml的矿泉水瓶倒光这些水，你要倒28400000次。这些水，如果遭恐怖分子破坏涌入剧院，损失难估。为此，科研人员将整个湖分为22格，每一格相对独立。就算破坏了一格，也顶多是相当于向剧院内倒入了1300000瓶矿泉水。
　　另外，如果有恐怖分子放火，那么他不用将汽油浇遍整个“蛋壳”，只要在一个点偷偷注入汽油，汽油就会随着湖面漂流，围住整个建筑，然后一根火柴……但是，水池和蛋壳之间隔了一周8米宽的大沟，火是没有办法烧到“蛋壳”的，而且，一问工作人员才知道，这沟下面就是用来灭火的消防通道，可并排行驶两辆消防车。

→展厅
　　水下走廊的两边，是两个展厅，每个展厅估计花10分钟时间就可以看完，右手边展示的是各国著名歌剧院的图片，当然，还有安德鲁的歌剧院的建筑过程。左手边则展出一些音乐乐器和戏剧服装，在这里，你不但能看到新疆的都塔尔，还能看到大师梅兰芳曾经穿过的戏装。
　　这里各个角落都有保安，他们一见你举相机，就会伸手拦住你，不过，他们与有些地方保安最大的不同是：每当他们禁止你做什么时，“对不起”一定是他们最先说的话。
　　走廊道路两侧各有7个长方柱体的灯柱，高出一般人的身高。据工作人员介绍，灯柱外表的装饰很讲究，上面镶嵌满了面条粗细的玻璃柱，玻璃柱大概1.5厘米长，像向日葵上的葵花籽一样密集，估计这样的玻璃柱有上万根，它们都是用手工安装上去的。

橄榄厅及上方的公共大厅　　李继辉/图

试演首个剧目是经典中国芭蕾《红色娘子军》

→歌剧院
　　大幕紧闭着，观众差不多都已入座。一位穿着黑色西服的工作人员走到幕前，说了一些祝福和感谢的话，然后说：“现在，请大家欣赏芭蕾舞《红色娘子军》。”
　　贵宾席的一个入口，安德鲁匆匆跑进来，匆匆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不知道他刚才是沉迷拍摄他的建筑忘了时间，还是在他的建筑里迷了路。
　　如果是沉迷于拍照，那么他真该拍一下歌剧院穹顶上的龙灯，这可是安德鲁专门为国家大剧院设计的，整体造型类似中国龙，红色“龙鳞”利用LED光源打亮，龙腹内隐藏下照式筒灯。这时，它正渐渐暗去，等待着大幕的开启。
　　乐队开始奏乐，幕布轻轻开启，暗蓝的灯光打在主角身上，那位家喻户晓的贫农女儿吴清华……
　　站到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舞台正中央那一刻，第五代“琼花”孟宁宁什么都没有想。但是之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说：“激动，作为第一个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人。”但是，孟宁宁说她也有很大的压力，一直思考：“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怎么才能有不一样的水平？”
　　演出前一天，中国芭蕾舞团的剧组在歌剧院彩排，排练间隙，座位的黑暗处有一个中年女声通过话筒说：“你们要认真一点。打土豪分粮食了，你们应该有一种拿红包似的喜悦，但是我看不到……能进入国家大剧院首次试演，那可能是演员一辈子都没有的机会。”
　　演员孙杰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红色娘子军》是一出40多年前的老戏，技术动作难度不高，可以用“容易”两个字来形容这次演出。
　　他惟一觉得不足的是，“我们都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那些人、那些事儿，所以逼真地刻画那些年的军人、恶霸会很困难，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我们毕竟不能够回到过去生活。如果我们能够表演更现代的东西，驾驭能力将会更强。”
　　国家大剧院的首演为什么要选《红色娘子军》？孙杰说，第一，它是中国的；第二，它是中国芭蕾舞团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舞台
　　国家大剧院舞台宽度是18米，有人说，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大，演员的走位可能就跟不上音乐的进程，有时候音乐走完了，演员还没走到预定的位置。为了适应这种大舞台演出，据中国芭蕾舞团的人介绍，他们按照剧院舞台的尺寸重新编排了舞蹈。
　　孙杰说，舞台大，不是专业演员演出不佳的借口，他在人民大会堂演过，那里舞台的宽度是24米左右，但是表演也很顺利。“音乐的长短是固定的，舞台的面积也是固定的，但是人是活的啊。”
　　这次试演出，剧院大了，而且不用麦克风，纯自然声——这将是歌剧院以后的演出规范——原有乐队配置人数或许要增多，不然，音乐力度不够，那些坐在乐池后面的观众能够听到最浑厚的乐音，但坐在第三层和坐在贵宾席上的人也许不能享受到最好的音乐效果。
　　这座舞台是品字形的结构，也就是说，舞台有左、右、后、中4个舞台，在中舞台下方10米，藏着一芭蕾舞专用舞台。平时不用，当有芭蕾舞表演时，这个舞台将升上来。
　　孙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剧院为了选定最适合芭蕾舞的地板材质，专门找他和另外一演员一个一个试，一共试了十几种材料，最后选定这种叫俄勒冈木的材料。“这种材料弹性好，会保护演员的脚。”
　　据院方工作人员介绍，舞台具备推、移、升、降、转功能，可迅速地切换布景；主舞台有6个升降台，可整体升降又可分别单独升降；可设置全国惟一的倾斜芭蕾舞台板。舞台顶部共设置了六十多道吊杆和幕布，可以制造不同的演出场景。这六十块幕布可以快速切换，最快时仅用5秒钟。如果你是一出戏的导演，想要用更多的舞台背景，那么尽情用吧，你可以有60种背景。
　　舞台前方是乐池，它也可以上下前后地移动。乐手亮相时，乐池可从舞台后方穿越并升降起来，向观众致意。

→地下
　　演出正在进行，一个工作人员进来说：“请大家记住，千万不要用闪光灯。”幕间休息之后，灯光熄了，工作人员干脆拿上荧光牌，上面写着：“不要拍照”，然后在剧场走了一遭。
　　但是，他们从不提示你：“请不要用手机。”剧场内部，手机信号早已被屏蔽。你可以在大厅、走廊、电梯甚至洗手间用你的手机，惟独不能在正在演出的剧场中使用。
　　做到这种选择性地屏蔽手机信号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你去到地下三层，看到的是各种管线，它们在大剧院富丽堂皇的装潢背后纵横交错，爬行4万多公里。它们的长度，足以给地球赤道做一腰带。具体到手机信号控制这一块，这些管线又汇聚到一块信息控制板上，而它却不过三个手掌大。

→水吧
　　幕间休息的时候，贵宾自是进了贵宾休息室，其他观众可以出门在走廊上转转，走廊的扶栏很奇特，像一个一个肥大的被压扁了的蘑菇。你可以趴在这个蘑菇上张望整个“蛋壳”之下的大厅，也可以走下去，到水吧买杯水喝。
　　如果要去洗手间，那么，你甚至不用问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因为洗手间似乎是这里最多的功能单位，到处都是。
　　终于，安德鲁出现在水吧。一群记者过来拍照，但很少有人提问。在水吧的一侧，出售带有大剧院纪念邮票的信封，一群人过来找安德鲁签名，安德鲁对他的翻译说：“不是告诉过你吗……”无奈伸过来的手太多了，他只得签名，每签完一个，都会说：“这是最后一个。”但是在十几个“最后一个”之后，他终于强硬地谢绝了下一个“最后一个”。
　　保安人员过来了，说：“对不起大家,我们现在清场。”于是，安德鲁，这座建筑的设计师，普通人，认识不认识他的，都出了巨大的壳体。

→门外
　　壳体之外，无数的市民还在围着剧场闲逛。
　　在紧贴着国家大剧院这个巨大的“蛋壳”的那些险被拆迁的胡同里，曾有梅兰芳开设的国剧陈列馆，曾住过创作了《乱世春秋》、《报穷》、《桥上》的著名剧作家李星可，还有创作过《新疆好》的马寒冰。
　　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蛋壳”周围的戏剧与音乐的积淀，都在关注着国家大剧院这颗“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星星将如何升起。
　　从25日试演到26日，除了歌剧院外，戏剧场和音乐厅都是大门紧闭，门口警卫森严，你哪怕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场务部的，你也别想进去看。而这次大剧院的试演出期间，各个部门不会向你透露更多超越新闻通稿的信息。
　　据院方透露，从9月25日到10月13日，将有7台剧目23场试演。七个剧目包括《红色娘子军》、《天鹅湖》、《江姐》、《大梦敦煌》、《茶馆》、《梅兰芳》及青春版《牡丹亭》。
　　这里，普通人只能期待大剧院某日正式开放，毫无保留地开放，大家才能一览究竟。